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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读书报告

经典古诗词|诗歌大全来源: http://shicimingju.cn/shige/ 2020-11-05 19:15唐宋诗词 978 ℃

逝者如斯造句-紫府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读书报告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读书报告
书籍信息: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内容简介: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一书取材自李剑鸣教授开设的史学方法课程,前身为此课程的教学
讲义。李剑 鸣教授通过引用大量学者贤人的观点,介绍了古今中外史学大家的治学经验,并为初
学历史者简要梳理了 史学方法论。李剑鸣教授在此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书的内容大多取自往哲
时贤的着述和经验,在作者个 人相当于一份读书笔记,对读者则或许能起一点资料汇编的作用,
借陈寅恪的话说,‘殊不足言着述也’ 。这大抵也接近史学方法的本义:它是一种修养、经验和
技艺的综合体,如果脱离治学经验和典范之作来 讨论方法,就容易沦为空谈。”
读书报告: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是一部为初涉历史研 究的人介绍一些“读书和写作的‘注意事项’”

作为历史学的研究生,我在读完此书之后感觉 受益匪浅,下面就自己的感想来谈谈对此书的一些
理解。
作者在此书的导言当中就引用了清代 学者章学诚关于刘知几的“史家三长”的看法:“义理存乎
识,词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有 三长难兼之论也。”并且由此引申出自己对“史家
三长”的看法:“识”是阐释历史的意义、提出独立见 解的能力,“才”是写作的能力,“学”
则是史家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资料的总量

。 能将这三长集于一身的人,便可被称为“良史”。之
后又引用中国古代史专家赵光贤和古典文学专家程千 帆的观点,就如何成为“良史”作了进一步
的解释,即要具备丰富而可靠的专业知识,深厚而坚实的理论 修养,广博而详瞻的史料占有,精
纯而是用的方法技巧,严谨而得当的学术规范。

对 “史家三长”和“良史”的解释可谓是这本书
的主心骨,全书的十二个专题可以看做是对这两点的深入阐 发。
一、历史学和历史知识
在最开始,作者并没有单刀直入地告诉我们如何去掌握“史家三 长”或是如何成为“良史之
才”,他在书的前两章最先讨论的是“历史学的特征”和“历史知识的性质” ,简而言之就是告
诉我们,何为“史学”和“历史知识”。
对于一名历史学的研究者而言,最 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一个一直被
业内人士所争论的问题。作者并未直接给“史学 ”下定义,而是先来纵向介绍了史学的特征,从
而帮助我们得出更好的理解“史学”。首先是史学在中国 的发展和变化。

①“后记”,第470页。
②“导言”,第2页。
③“导言”,第3页。


史学在中国经历了从记史到治史的变化,通过司马迁、班固、刘知几、郑樵、章学 诚等一代
又一代的史家的努力,到了清代前期,中国的史学具备了某些专业化史学的特征
。不过中国史学
的专业化最后几步却是在欧美史学的推动下迈出的。
欧洲的史学起源于远 古的传说和歌词,在发展过程中长期笼罩在哲学、文学和神学的影子
里,而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自 身的专业化直到19世纪才开始

。到了20世纪初年,伴随着
“西学东渐”的潮流, 史学的专业化来到了中国。
随着史学的专业化,人们对史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首先是史学和 文学的关系,从
文史不分到18,19世纪“文学派”史学家的大量出现,再到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 义史学观从
另一个角度对文史的解构,文学和史学分分合合直到今天,两门学科早已成为各自独立的学科
了。此外,对于史学到底是否属于科学这个问题也纷争已久,如今欧美史学界的大多数人都不把
史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而在中国,史学却一直是科学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这和中国特殊
的政治环 境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这一点,作者指出马克思主
义的“历史科学” 与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历史学并不完全一样,更点出“科学”一词在中文语境中
“早已染上了浓重的政治和 意识形态色彩”

,这是现在的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十分注意的一点。最
后还提及了历史 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从社会科学吸取养分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而历史这一学科
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它与其 它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总之,历史学家是需要具备文学素养的,
历史学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和社会科 学的养料供给,但四者又是有区别的,不可混淆。作者在梳理
了史学独立学科形成过程中的一些争议问题 之后认为,史学首先是人文学,它关心的是人,研究
的是人,探讨的是过去时空中人的思想,观念行为及 其意义。史学关注事件,关注变化,关注具
体,因而它具有开放性,综合性和科学性。
明确了 “历史学”的特征之后,我们还需弄清“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知识”可以理解
为我们所了解到的历 史人物、事件,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首先,史学研究
对象本身是独特事件还是一般 规律,这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在分析了古今中外一些学
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后认为,“个别” 和“一般”两者并非相互对立和排斥,“历史的一般性来
自对众多个别事实的概括,但绝对不能从一般推 推导个别,或者用普遍性去掩盖特殊性”,进而
指出“历史中的个别与一般之间存在某种‘张力’这对历 史学家的智慧和技艺是一个考验”

。此
外,任何一个历史知识都体现了历史学家的选 择性,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自始至终就是一个选
择的过程”

因为相对于历史的客观 宏大,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体都是渺小的,那么自然也就没
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掌握历史的全部, 因此如果不作选择,那么历史学家就无法认识历史。
由于历史学家个体上的差异,各自选择的标准往往带 有主观性,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史
家的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职业道德和现实关怀也不尽一致,难 免会有人处于某种狭隘目的而对历
史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这让我联想到了写本科毕业 论文时所读到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的文
章,他在他的几篇关于中国古代辫发、食人肉的文章中,列 举了与其观点相符的大量史料,极写

①第一章:“历史学的特征”,第13页。
②第一章,第15页。
③第一章,第38页。
④第二章,“历史知识的性质”,第60页。
⑤第二章,第61页。
⑥第二章,第67页。


中国人和中国 文化的落后与愚昧,很难说他的选择不是出于某些“狭隘的目的”。最后,历史的
知识的相对性和客观性 的探讨指向了史学的真实性,作者认为,真实的历史知识是可以获得的。
历史知识的相对性造就了其多样 性,而多样性的存在才允许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深化对历史
客观性的认识。作为客体的历史学家经常 会就同一问题产生很大的分歧,发生激烈的争论,而正
是通过这种分歧和争论,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学家 方得以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良史之“学”
“学”乃是史家个人所掌握的知识和资 料的总量,这里所说的知识和资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史料。从认识历史的角度来看,史料在历史学 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历史
学。阅读、分析史料的能力,既是史家的“看家本领”,同 时也是治史的“入门功夫”,傅斯年
甚至有“史学即史料学”的看法


作 者在导言中所提出了良史的五大基本功,其中的“广博而详瞻的史料占有”,即是对良史
之“学”的深入 解释——良史之“学”所说的对史料的掌握,不仅仅是单纯的在数量上的占有
(广博),还要对史料有深 入的解读和分析(详瞻),只有经过理性而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才能
真的称得上是“掌握”。可见,非经 过长期对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是无法真正达到良史之“学”
的。
对史料的认识和界定,由古至 今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与过去相比,现在所说的史料的范围明显扩
大,除了传统文献,考古成果、铭文碑 刻,乃至于图片、影像资料等等

,都被涵盖在史料的范畴
内。因此对于现在的历史学 家而言,搜集史料时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献史料,同时也要关
注与自己课题相关的各方面的史料, 这方能实现对史料的“广博”地占有。
此外,按照与自己研究课题的相关程度,史料还可以分成“资料 源知识”和“非资料源知
识”两类

。作者在书中借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的观点指出 ,对历史学家而言,“非资料源知
识”的积累、作用和意义都要比“资料源知识”更为重要,因为“资料 源知识”可以通过短期的
突击求得,但是“非资料源知识”由于其外延更为广泛,它需要通过长年累月的 阅读和学习才能
得到积累,而且只有充分运用“非资料源知识”,才能明确一个课题的意义和地位


在“广博”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对史料的解读。对史料的解读包括文本考辨 和意
义阐释两方面。文本考辨的意义在于确定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而意义阐释则是释读史料所包含的事实信息

。史料,尤其是文字史料,是通过人的记录而留存的,因此它并不等于对过去实 况的记
录,而包含了记录者所处时代的印记和记录者自身的主观色彩。正是由于史料的这种局限性凸显< br>了解读史料的重要性。
三、良史之“识”
良史之“识”乃是史学家阐释历史的意义、 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那烹饪作比方,“学”好
比是食材,没有丰富的食材,便没有做出美食的基础;而 “识”则是烹饪用的工具,没有工具,

①第七章:“史料与史学”,第236页。
②第七章,第240页。
③第四章:“研究者的学养”,第131页。
④第四章,第132页。
⑤第七章,第259页。


“学”这一食材就不可能转化为美食。如果一 个史学家不具备阐释历史意义、提出独立见解的能
力,那么任凭他掌握了多么丰富的史料,恐怕也做不出 优秀的研究成果。
作者认为,史识实际上是史家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力,侧重指史家发现历史意义的能力

。所谓“发
现历史意义”的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是史家的理论修养。 书中举了大家陈寅恪的
例子,提到陈寅恪的治史的两大特点,一个是占有丰富而详瞻的史料并对史料有着 精审细密的考
证,另一个则是他的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作者说道,“‘考据’和‘义理’并重, 即在
掌握翔实可靠的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立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实”

。这种
指导研究的理论,一方面史学自身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史学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的养分。在 上文对
“史学”的解释中已经指出,当今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借< br>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辅助历史研究,这种情况日益普遍,譬如经济史学、社会史学等等,这无疑是
为 传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课题,因此也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成果。
“发现历史意义”的能力的 另一方面,则是对史料之“新”保持高度敏感的能力。这里所说的
“新”,并非仅仅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从 未出现过的史料,同时也包括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获重
视的史料,或者是对旧史料的新解读。首先,那 些首次发现、从未被人利用过的史料(譬如解密
档案、信件日记、出土木简等等),自然是很有价值的新 史料,对自己专业内的这类新史料保持
高度的敏感,是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都应当做到的。但是在一般的 情况下,这种全新的史料是可
遇不可求的。然而在我们的以往研究中,由于视角、理论指导等多方因素的

作用而被忽视的史料
则不胜枚举。作者在书中就指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 千多万件很少被学术界利用的档
案,但来此查阅的国内学者很少,有时甚至没有外国人多”,难道这一千 多万件的档案都是没有
价值的吗?恐怕并非史料本身没有价值,而是在当下我们的史学界缺少脚踏实地地 发掘新材料的
精神。不能身体力行去发掘新材料而空谈学术创新,这在历史研究中是绝对应当避免的。此 外,
在“人人见得到的普通史料”

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见解,这种钩沉发覆, 言人之所未言,
也是对“新”史料的高度敏感的一个表现。
从良史之“识”的角度来看,历史 研究的创新,实际上也就是在理论思想,或是史料发掘、理解
上的创新。换言之,一个不会去创新的学者 ,也就不具备良史之“识”。
四、良史之“才”
良史之“才”,指的是历史研究者将研究成 果化为论文、专着写作的能力。这种写作的能力大致
有三层的含义,即对语言驾驭和组织的能力、叙事和 分析的手法和史学论着所应有的规范。
(一)历史学写作中的语言驾驭和组织的能力,是指在论着中使 用历史学的语言,在论着中体现
“历史味道”

。上文已经说过,历史学经历了数千年 的发展,尽管在古代有“文史不分”说法,
但是当下的历史学写作与文学写作是截然不同的。小说、散文 是对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的追求,
而历史学的论文、专着则是侧重体现作者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与接近 。

①第四章,第136页。
②第四章,第138页。
③第六章:“继承与创新”,第227页。
④第六章,第227页。
⑤第四章:“研究和的学养”,第147页。


首先,历史学的写作以问 题为中心,任何问题都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不能肆意想
象。其次,问题的论证必须符合一般的 逻辑思维,文学性作品中的跳跃性思维在历史学论着中是
应当被避免的。再次,问题的论证要以事实为依 据,任何论点都要从材料中提炼出来,做到言必
有据、信而有征

。最后,历史学论着 使用的语言必须准确和中心,对意义模棱两可的词汇——诸
如“可能”、“或许”、“应该是……”—— 的使用要慎重,对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的运用
也须加意注意。
以上四种要求,也是现代史 学的写作范式,初治史学的人必须掌握这种范式,才能步入治史
的门径。
当然了,无论是历史 论述还是文学作品,写作的基础都是清楚、准确地运用文字,也就是所
谓的“文笔”。在“文笔”的基础 上加之以历史学的写作范式,方可成为合格的历史论着。
(二)叙事和分析是两种史学写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中国和欧美的传统史学均以叙事见长,
并且不乏规模宏大的叙事,可以说,叙事的技巧乃是史家必 备的基本功,也是史学的艺术性的标


。而分析则是历史学研究者为深入而准确地认 识某一历史事实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历史研究
中,由于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一个基本任务,因而历史 分析方法通常被用于探寻事件的因果关
系。
在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叙事和分析的地位和史学本 身一样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传统史
学的在叙事之中包含对因果等因素的分析,到史学专业化后出现 的问题与分析占主导,再到欧美
史学界中出现的“叙事的复兴”,叙事和分析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历史 学写作并不是普通的记
叙文,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叙事的并非目的,而是“一种服务于表达核心论 旨的手段”


历史学写作同样也并非普通的论说文,不是简单的“研究报告”,作者 认为,这二者并不能截然
分开,分析中可能包含叙事,叙事也需要借助分析,两种方法各具功能,相互补 充,都是治史不
可或缺的工具。
(三)历史学的论着有着自己的规范,主要体现在引文的处理 、标注的方式和参考文献的罗
列上。
引用是历史学着述的基本手段,广博而详瞻的史料占有反 应在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就表
现为繁多的引文。在处理引文时,史家通常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1、 引文必须准确,引用时要有
忠于原文的意识。在处理本国的史料和学者的论点时,要尽量避免错字、漏字 、串行等错误,在
处理译自外文的引文时,就必须做到仔细推敲译文,做到信达雅,切忌误译。2、引文 的出处应当
真实而准确。“真实”,要求引者要以其直接见到的版本为出处,不能将转引作为直接引用。
“准确”则要求引者在标注页码时要精确,避免出现与文章论述无关引用。3、引文应当服务于论
述的需要,并成为文章的有机成分。这指的是史学论着中的引文要以服务论述为前提,不能为显
示博学 而引用。为引用而引用,那只会使文章成为史料仓库,而无法实现文章和史料的有机统
一。
④< br>

①第四章,第147页。
②第九章:“叙事与分析”,第313页。
③第十二章:“写作与表述”,第424页。
④第十一章:“体例与规范”,第382~383页。


除了上述几个基 本原则之外,在处理引文时还须注意引文的方式(“原文照录”和“转述原
意”、“直引”和“转引”等 )和引文的各式等问题,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严谨地做好论着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罗列也是历史学论着 的规范。做到这两点相对简单,对
治史者也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经过系统的训练,任何一位治史者都能 做好论着的注释和参考文
献的罗列。但是绝对不能因为简单而忽略这类细节问题,细节问题往往也最能反 映出治史者的治
学态度。因此对于初治史学的人而言,越是细枝末节的地方,就越是需要下工夫做到最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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